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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花了几个小时来研究一个类似“钻兔洞”（down a rabbit hole）的问题。该问题是关于“电力宇宙”（electric universe）——这一非传统的宇宙理论强调宇宙的首要构建力量不是万有引力而是电磁感应。该理论为诸多现象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包括红移（redshift）、宇宙背景辐射、宇宙演化（cosmogenesis）、星体形成、星系形成、太阳物理等等。 在重新熟悉该理论之后（我第一次探索该理论是在10年前），我开始阅读该理论众多批评者的作品（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使用了“揭穿真相”这个词）。对于这一“网上流行”的理论我竟信以为真，这是多么愚蠢啊！这些批评者指出了“电力宇宙”论支持者所犯的基本错误，称他们不过是一些“疯傻怪人”（cranks and crackpots）。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是吗？ 并不尽然。接下来，我读了一些对那些“揭穿真相者”（debunkers）的回应，这些回应条分缕析地驳斥了各种批评。我该相信谁？我并非物理学博士，即使我是，显然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些在观点上大相径庭的专家大多都拥有博士学位。 作为一个外行之人，虽然我很难评估正方观点和反方观点各自的价值，但我的确注意到双方辩论过程中的一种不对称现象，这种不对称现象令人不安，所产生的后果也远远超过了宇宙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对称现象在很多领域都有类似的情况，包括科学、医药、教育、经济、甚至任何产生知识并使其合法化的机构。 这种不对称现象的一个方面在于：双方中的一方可以求助于科学界的权威，而另一方却主要由被边缘化的异教徒（heretics）组成。这些持不同证见者抱怨他们在获得科研资金、发表论文和让自己的观点受到认真对待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同时，正统理论的维护者援引同样是缺乏同行评议的期刊杂发表（peer-reviewed journal publication）作为没认真对待“电力宇宙”理论的原因。他们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这些理论还没有被接受，因此它们是不可接受的。” 该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如果你相信我们科学机构的合理性，你就会认为这些持不同证见者被边缘化是完全有理由的：他们的作品没能达到标准。如果你相信同行评议的程序是公正公开的，那么“电力宇宙”研究中缺乏同行评议的引证就成了对该理论致命的指控。如果你相信主流物理学的语料基本正确，科学正日益接近真理，你就会高度怀疑对标准理论的任何重大偏离。 这种不对称现象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对异议的草率对待。那些揭穿真相者只有一个层次的深度（one level deep）——他们批评异议，却对针对他们批评的回应置之不理。为什么不呢？如果你还是相信科学机构的合理性，那原因一定是这样的对话对严肃的物理学家来说纯属浪费时间。他们若是费心去驳斥每一个由那些自认为是下一个爱因斯坦的人所创造的理论的话，恐怕就没有时间去进行教学或科研了。然而，风险在于合理的非正统理论也有同样的缺点（tarred with the same wide brush）。从声称是无懈可击的前提中所得出的理论似乎往往是荒谬的。 双方的辩论在使强大正统性和边缘化非正统性相对立的其他问题上引起了共鸣，而辩论中令人不安的一面在于大量使用稀有的引语和类似“伪科学”这样的嘲笑性表达，以便对读者施加心理压力，可读者并不想被认为是傻瓜。这些策略造成了内团体/外团体社会动力（in-group/out-group social dynamics），促使人怀疑科学界内可能也盛行着同样的动力，以便能够强化团体思想（groupthink）、排除异议。但是，也有可能非正统理论真的是一派胡言，活该受到嘲笑。我们这些门外汉无从得知。这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权威的信任。 对于人类安康而言，宇宙学相对来说无关紧要（或者也可能并非如此，不过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但同样的动力也适用于对人类和生物圈来说生死有关的事情，特别是在医学和农学领域（比如，关于转基因生物的辩论）。我们能相信科学共识吗？我们能相信科学机构的正直性吗？ 或许不能。在最近的几年里，与日俱增的内部批评者一直都在揭露科研资助及科研发表方式的种种重大缺陷，以致于某些人甚至提出“科学已毁”（Science is broken）的观点。 他们所描述的功能失调包括： —故意的、无意识的、系统性欺骗 —结果的不可复制性及缺乏进行复证的刺激 —统计数字的滥用，比如“P值操纵”（P-hacking）——挖掘研究数据以 提取因果“假设”（post-hoc “hypothesis”）来进行发表 —同行评议系统的严重缺陷，比如该系统倾向于强迫实行现存范式，攻击 任何挑战评议者观点的意见，因为这些评议者的毕生事业都致力于这些 观点 —难以获得用于创造性和非传统研究假设的资金支持 —偏爱积极结果而非消极结果的发表偏见，压制不利于研究者职业的研究 该系统鼓励对已经达成共识的现存理论进行无尽的详细阐释，但如果其中某个理论是错误的，那么要想去纠正它就会面临几乎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这例证了对范式转变的“库恩式抵抗” （Kuhnsian resistance）。前美国卫生研究所（NIH）所长兼诺贝将得主哈罗德 •瓦姆斯（Harold Varmus）如是说： 该系统现在偏爱那些能够保证结果的人，而非那些有潜在开创性思想却又无法确保成功的人。年轻的研究者本应该提出新的问题、创造新的方法，可他们却中规中矩地进行着他们的博士后工作，而不敢有太大的偏离。经验丰富的研究者倾向于坚持他们屡试不爽的程序，却不去探索新的领域。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西德尼 •布雷纳（Sydeny Brenner）也提到同样的问题： 现在的（财政）支持者、科学界的官僚主义者，不想冒任何风险。所以，为了获得支持，他们想从一开始就知道方法可行。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拥有初步的信息，也就意味着你一定会沿着“正道”(the straight and narrow)前进。这样以来，除了在一些个别地方，就不存在任何的探索了。 关于大受吹捧、本该保持高研究标准的同行评议，他是这样评论的： […]

在《水的第四阶段》（The Fourth Phase of Water）一书中，杰拉尔德·波拉克（Gerald Pollack）巧妙地提出了一种水化学的新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对化学和生物学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我们理解自然和对待自然的隐喻基础也具有深远意义。 我首先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是一本由某个科研资质倍受质疑的人所写的一本“新时代”的书，而是一本有关化学的书，虽然很容易被门外汉所理解。波拉克是华盛顿大学一名德高望重的教授，是众多同行评议（peer-reviewed ）论文的作者，是2012年普里果金奖章（Prigogine Medal）的获得者，同时也是学术杂志《水》的编辑。我提及这些是因为在一个充满所谓的伪科学的领域，范式泛滥的理论会招致过度的敌意，不过在我眼里这却是卸掉科学严密负担的推测性研究。 的确，波拉克在书中前面一个章节中写到两个事件：20世纪60年代的聚合水（polywater）溃败，20年后关于水记忆（water memory）的争议。这些事件阐明了科学机构的政治性以及不同意见被压制的方式。此外，它们也揭示了一些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背后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而上的假设——而这本书间接地违反了这些假设，关于这一点我后边会谈到。无怪乎，这本书在科学界不受欢迎甚至遭受冷遇。尽管如此，《水的第四阶段》这本书避免了有时会影响正统书籍的那些过激性或迫害性故事。该书的语气谦恭、轻松、在呈现某些推测性观点时小心翼翼。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现代化学经过20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后，像水这种基本而又貌似非常简单的东西现在应该已经被完全理解了。在读这本书之前，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中的解释肯定就是高中和大学课本中的那些，比如蒸发、毛细管作用（capillary action）、结冰、气泡形成、布朗运动、表面张力。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这也许正是传统解释很少受到细查的原因。然后，《水的第四阶段》却证明了哪怕是一点点创造性的细查都会揭露出传统解释的缺陷。 书中的核心概念是“禁入区水”（exclusion zone water），或者简称“禁区水”。假设一烧杯水，有成千上万个塑料微球体悬在其中。标准化学会认为这些微球体在水中会平均分布——它们遍布于水的大部分区域。然而，在烧杯的周边（即使任何亲水性物质沉入水中），水却仍然清澈，没有任何球体。原因何在？标准化学预测几个分子厚度的禁区可能存在于玻璃周围，两极的水分子和分散的电荷粘在了一起，但是波拉克所观察到的禁水区至少有1/4毫米厚——这是数以万计的分子的厚度。 波拉克和同事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实验，通过测试最终排除各种对此现象的传统解释（比如对流、聚合物冲刷、静电排斥、材料泄露）。他们还开始了研究禁水区的特性，结果令人欣喜：禁区水几乎排斥一切，不仅包括悬浮的微粒而且包括溶质。禁区水在270纳米时表现出电磁吸收顶峰，比散装水释放出更少的红外辐射，但其粘度和折射指数都高于散装水。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禁水区有一种净负电荷，而周边的书PH值较低，这表明有质子从禁区水中喷射了出来。 凭借这些信息，波拉克和同事做出假设：禁水区由水的液晶体组成，其中氧和氢以2：3的比例堆积成一层层的六边形。当然，冰也是由六边形的薄片堆积而成，但冰片的堆积靠的是外在质子的挤压。波拉克认为禁区层比较例外，排列的方式使得每层的氧和临近层的氢常常相邻。这种排列并不非完美无瑕，其产生的引力要大于斥力，足以产生内聚和分子矩阵，从而可以排除哪怕是最小体积的溶质。 哪里来的能量造成了这种电荷分离？它来自于入射的电磁辐射。当水样被免于电磁辐射和热流时，禁水区就无法形成。 《水的第四阶段》这本书旨在将这一假设运用到水化学中的各种现象上。在我看来，作为科学家，他最大的优点就是问一些别人不会问的貌似天真的问题。比如，他质疑了援引氢粘合压力作用于水面的表面张力理论这一传统解释。水面的这种巨大张力真的来自于1纳米厚的水层所产生的能量吗？他问道，为什么凝胶99.9%的成分都是水却并不漏水呢？为何带电的雾状水滴结合成云而不是彼此排斥，并均匀分散于天空呢？为何来自一杯热咖啡的蒸汽会是一股一股地分散开来呢？为何热水有时比凉水更快结冰呢？为何船只在经过15到30分钟后才在相对静止的水面上留下航痕呢？ 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提供了非常精简的答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在书中也有涉及。他所引证的实验直截了当而又令人信服。虽然对化学中某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偏离传统，但他并没有援引超自然或超常力量。他也没有质疑基本的物理定律（热力学、相对论、量子理论等）。人们不禁会想：那么为何他的理论被忽视了呢？ 我认为原因超越了对范式转变的标准库恩式抵抗（Kuhnsian resistance）。毕竟，波拉克并非是第一个因提出和水相关的理论而陷入麻烦的科学家，其理论旨在指出水不仅仅是一种一般的、无结构的物质，更是一种化学媒介、一种化学的原始成分。这其中大有文章。 迅速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两种争议，即聚合水和水记忆，对我们具有很大的教益。关于聚合水，俄国化学家发现狭窄试管中的水呈现出一些异常特性，既不是液态也不是固态（这种异常和波拉克描述的完全一样）。一阵骚动随之发生，西方科学家指责俄国人没有消除水中的杂质——即来自玻璃试管的溶化硅微量元素。最后，俄国人承认水确实不纯净，这一发现也会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然而，并没有人解释溶化硅怎么会引起这些异常特性。波拉克指出，绝对纯净的水，万能溶剂，几乎不可能得到。这一俄国人发现事件的实质从来没被考虑过，而是找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对其置之不理。 水记忆的说法更是匪夷所思。1988年，雅克·本沃内斯特（Jacques Benveniste）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声称曾经含有抗体的水样仍能唤起对白细胞的免疫反应，似乎水“记住”了他们的存在。《自然》杂志出版了这一文章（本沃内斯特是法国顶尖级的免疫学家），但接着就派遣了一个审问分队进行调查，包括职业魔术师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及欺诈性调查者沃尔特 ·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d）。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家的描述不一，但都一致同意没有找到欺诈的直接证据。该团队得出结论说结果是无法复制的，这一说法本沃内斯特极力否认却无济于事。结果对他的资助取消了，他的实验室被没收了，他的学术生涯毁于一旦。今天，他的名字主要和病理科学相联系，他的讣告是人物暗杀（character assassination）的杰作。 请注意在上一段中我把“记住”这个词加了引号，好像是为了让读者确信我认为水实际上无法进行记忆。这个引号暗示了水最多只能表现得好像能够记忆一样。因为，毕竟那只是水，是吗？它不具有复杂性、组织、智力、经验存在状态，而这些正是拥有实际记忆的必要条件。现代化学只是认为：水是一种普遍流体，任何两个水样本基本上都是完全相同的，只是温度和纯净度不同而已（对于那些叫真的人来说就是氢的同位素比例不同）。 聚合水、水记忆以及波拉克的理论全都违反了这一原则，这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我们的文明，特别是其对自然的对待和商品经济同一性方面，其运作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人类自身拥有自我的全部特征。剩下的世界只是一堆物质，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地任意开发，将我们的智力强加于缺乏智慧和理智的底层。任何违反这一原则的科学理论或科技对于那些坚持这一原则的人来说都是大错特错甚至难以容忍。 我们的社会今天正经历着转变，看待这一转变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自我”越来越多地赋予到过去“非自我”的东西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今天我们充分认识到女性和少数种族的合法人格（尽管，不幸的是，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思想仍然比大部人白人所意识到的要更加顽固）。我们不再把动物看成是毫无理性的野兽，尽管人们对动物智力的方式和程度还所知甚少。甚至连植物智力都正成为热门研究话题，尽管很少有科学家在谈及“植物具有智力”或“植物具有主观经验”时不发表不承担责任声明——“当然我并不是说它们真的具有智力。” 必须承认，杰拉尔德·波拉克也没有说水是否具有智力。不过，他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打开了一扇门，因为其研究暗示了任何两个由纯H2O构成的“水样”都是独特的，其结构取决于与之相接触的物质。为何我在这里要把“水样”加引号？因为这个词意味着如果我从更大的水源取少量的水，比如从浴缸里取一试管水，那么取出来的少量之水和更大水源中的水具有同样的特性。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任何水样从根本上来说都可以从其环境中隔离。 波拉克的研究对一致性（uniformity）和隔离性（isolability）两个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虽然没有最终声称水可以携带信息，但当他观察到禁水区的特性因材料不同而不同时，他离这一结论已经很近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顺势医疗抓住了他的研究不放（正如他们曾抓住本沃内斯特的研究不放）。顺势医疗（homeopathy）在正统医学的眼里当然是江湖郎中的典型，波拉克的作品就和其有关联（尽管他从未对此作出任何声明），这必然会成为科学界警惕其作品的原因之一。 任何严肃的观察者都不会说他已经“证实”了顺势医疗的有效性，更不用说人们可以在网上找到的那些水形态动物和产品了。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他的研究结果——我希望其他的科学家能够重复并延伸他的实验——至少没有人再会说这些形态和不容置疑的科学原理相矛盾了。当然，如果任何两个纯净水样都完全相同，那么有结构的水产品和药品就是一派胡言了。多亏了波拉克（以及他在科学文献中所发现的一些列其他研究者），这件事变得不再确定无疑了。 《水的第四阶段》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更大的范式转变，这一范式转变正走入所有的科学，成为界定我们文明神话的过渡。单单是在科学领域，他的研究成果，如果得以证实的话，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是非常深远的，特别是在细胞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化学信号及医学领域。除此之外，它们也打破了我们的旧观念：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一般物质组成的死宇宙；我们是这个宇宙的唯一智慧生灵，因此是其合法的主人。波拉克是朝着萨满教（shamanic）世界观进行科学进化的一部分，这种世界观认为所有的物体都拥有某种存在状态。 对这种转变的抵制仍然非常强烈，或许是因为其影响如此之大。即使没有意识到其深远影响，正统思想家也会本能地攻击与之一条战线的任何作品。常见的手段就是宣称“污染”（contamination），这（连同欺诈）被作为忽略反常结果的杀手锏，无论是在考古学还是在天文学和化学领域。这等于是对马虎和无能的指控。没有人想被看成傻瓜，因此，当背离传统的那些人，比如本沃内斯特、波拉克、庞滋（Pons)、弗雷诗曼（Fleischmann)、韩尔顿·阿普（Halton Arp），被放逐之时，那些私下里同情他们的人便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也在担心自己的资金支持和研究生涯，这无可厚非。 虽然我觉得杰拉尔德·波拉克赞同我们文明神话的更大转变，但在其书中却没有任何迹象。他把自己局限在化学领域，当他冒险进入猜想领域时，他明确表示自己是单枪匹马。或许他的低调口气、对替代性解释的考虑、对实验为本的坚持有助于减少正统科学读者的天生怀疑。但我不敢肯定。这部作品的激进影响如此之近又如此之深。

  两年前，我的儿子马修（Matthew）14岁，那年他长高了6英寸。去年，他只长了两英寸，而今年只长了半英寸。我应该为此担心吗？ 当然不应该。在成熟发张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可量化的身体增长会减缓或停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会取而代之。 假设我不明白这一点，而是给马修喂食增长激素以千方百计地使他长高。再假设我的努力伤害了他的健康，耗尽了我的资源。这时候，我可能会说：“我要寻找一种方法使得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或许我可以使用草药激素（herbal hormones）。” 我们文明的发展在本质上也处于一个类似的转变点。数千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增长——人口、能源消耗、耕地、数据资料、经济产量。今天的我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增长不再可能了，也不再可取了；维持这种增长只会对人类和地球造成越来越大的成本。 是时候转变发展模式了，转向一种强调质量而非数量、强调更好而非更多的发展。我希望我们的政策精英们会明白这一点。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传达了对环境真正的关怀，这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这些目标同时也没有摆脱经济增长的旧观念——增加GDP，增加工业基础设施、道路、港口等——而没有考虑是否有其他的发展方式可以更好地实现扶贫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规定，“贫困国家”摆脱贫困的方法就是发展出口行业以增加GDP（目标是70%的增长率）。不幸的是，这一策略在很多国家所带来的结果是贫困加剧而非减少。财富经常最终会落到当地精英的手中及榨取资源的公司和借钱谋发展的金融机构手中。除了保证投资者会榨取远远超过他们投入的金钱这种方式，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使一个国家更能吸引投资者的目光呢？怪不得，尽管自1990年以来全球GDP增长了近2倍，但遭受食品不安全的总人数也随之增加，许多国家的中产阶级已停止增加甚至开始萎缩。 然后就是所产生的环境后果。如果这些国家出口的不是木材、矿产品和其他的自然资源、劳动力，那么它们还能出口什么？公路和港口还会有什么其他用途？可持续发展目标旧调重弹却希望结果不同——这真是荒唐至极啊。 仔细审视一下经济增长的内涵，我们就会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按照传统的衡量方法，经济增长指的就是兑换成金钱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当土著农民或自给自足的村民们停止种植和分享自己的食物、停止建造自己的房子、停止制造自己的娱乐，转而去工厂或种植园工作并为这些买单之时，GDP增加了，他们也被认为富裕了。他们的现金收入可能从一天零美元上升到5美元，但是他们现在却受到全球市场的支配。当商品价格暴跌之时（就像是现在），当他们国家的货币贬值之时（就像是现在），当地物价上涨，他们陷入赤贫。如果他们能够对全球商品经济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只有我们把标准的发展模式视为理所当然之时，经济增长才会成为缓解贫困的必要手段。在一个以金钱作为付息债务的体系中，贫富差距必然会增加，除非收入（偿还债务利息的能力）的增长速度超过债务的增长速度。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收入现在正在下降，只剩下一种方法可以偿还债务：缩减开支。缩减开支和（传统）发展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两者都有助于一个国家出口财富。缩减开支的规定——公共资产私有化、取消贸易壁垒(trade barriers)、取消劳工保护、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缩减退休金——和经济发展的新的自由规定完全是相同的。这些措施都会使一个国家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因此，让我们不要再把这一体系视为理所当然了。首先，让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解决贫困问题：鼓励远离全球市场的复原力和独立性，特别是通过当地食物自治、当地资源控制、分散式政治机构、不以创造外汇为基础的分散式基础设施。其次，让我们消除货币化冲动的潜在驱动力——自20世纪60年代明目张胆的殖民主义结束以来，国家和私人债务一致都是殖民主义的首要工具（值得称赞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到了减少债务，这一点需要大规模实现）。再次，让我们谈一谈金融系统的根本改革，这一破碎的、基于债务的系统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需要依赖经济增长来存活。这一系统使每个人陷入和其他人的竞争之中，导致了一种“鱼死网破”（“race to the bottom”）的竞争模式，而这种竞争永远不会终止，直到整个地球都被转化为产品。 从化学增长刺激转向草药增长刺激（“绿色”或“可持续”发展）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发展等同于增长，那么“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贫困和生态灭绝息息相关。是时候过渡到另一个世界了，一个财富不在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世界。

  尽管大多数人怀有善心好意，但当目睹自己对地球所造成的满目疮痍之时，我们便不难得出结论：某种邪恶力量已经劫持了人类文明，正将其推向无益于任何人的深渊。 倘若我们迈向的未来是任何人都不会有意选择的未来，那就意味着并非我们在选择，而是无益于人类福祉的某种东西在选择我们，这是顺理成章的，有人如是说。 对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深入研究也加强了这一结论。肯尼迪总统暗杀事件和9.11事件的官方解释都充斥着难以解释的矛盾。不祥的巧合事件层出不穷，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而其背后是一个为达邪恶目的而精心策划这些事件的意识机构。 另外一种历史则认为世界事件起因于一种强大黑暗的秘密政治集团的阴谋诡计，该集团由全球精英组成，包括银行、像洛克菲勒和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裕家族、像彼尔德博格委员会（Bilderburg Council）那样的非官方组织、集团犯罪、政府内部的神秘机构、像“骷髅”（Skull and Bones）和“共济会”（Feeemasons）那样的秘密协会。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更加秘密的集团，该集团由地球真正的统治者组成，甚至包括成为他们傀儡的国家首相和总统。有些理论家说这些执掌大权的光照派（Illuninati）是凡人，有些理论家说他们有外星同盟或者他们由外星人控制或组成。据说，他们的目标是强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实现他们的全面统治。 此外，据称该黑暗的政治团体拥有可自行支配的强大秘密技术。天气控制、意念控制、能源武器、像莱姆关节炎（Lyme）和禽流感那样的人造疾病、以及其他近乎神奇的技术使他们可以摧毁任何抵抗，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们控制。从始至终，他们都在企图强加新形式的暴政，以便既能统治物质又能统治意识。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阴谋论或者支持主流的历史叙事。相反，我要提出尊重同时又超越前两种解释的第三种解释。阴谋论的大多数批评质疑作者的证据、逻辑和来源，怀疑作者的理智、智力或正直。我不会这样做。尽管这些批评时常言之有理，但是它们往往追求一些唾手可得的东西：最马虎的作者、论点中最大的弱点、最容易解释的证据。然而，即使是写得最好的批评文章，公正的读者只要好好读一读，就会意识到其中有些莫名其妙。 而且，新世界秩序阴谋论，无论有着什么样的缺陷，都包含着一些重要真相。首先，它向我们指出在我们的世界中有些大错特错的东西，有些正确的东西虽然就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却视而不见。新世界秩序假说让人觉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放性。然而，最终许多人发现它会使人丧失力量。在我看来，新世界秩序假说在它渴望改变的相同情况背后微妙地注入了这种心态。它剥夺了我们的力量，从而使得现状得以维持。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新世界秩序的解放潜力该如何才能实现？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要从对新世界秩序这一论点及整个阴谋主义的原始批评开始——这一批评会打开将新世界秩序和主流叙事结合为一个更大框架的大门。 无效的控制 天上真的有一些超智慧、超能力的人可以凭借他们的计划和技术来成功地把世界塑造成他们想要的摸样吗？抑或人类文明的精英和我们其他人一样迷惑恐惧，仅仅是在对动辄便关系到他们自己生命的事件作出回应？无效的控制编制在现实世界中。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比如团体或社会，本来就是无法预测的。当然，掌权者试图保持控制，经常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但总体说来，其实是事件控制了他们，而非他们控制了事件。 阴谋论将一定程度的能力、远见和效率归功于和人类机构格格不入的控制机构。我们生活在基于控制的文明中，误以为我们可以通过物质和社会技术来命令世界，一旦我完善了这些技术便可以战胜自然、战胜混乱、战胜不确定性。而事实上，世界是杂乱无章的、无法预测的，无论我们多么精心地策划事件都无济于事，就像是拳头握得再紧也无法控制掌中泥沙的流失一样。我们沉湎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之中：等到下一次技术革命、下一次医学创新或者下一套综合性规章，我们终将能够控制所有杂乱的可变因素，生活在一个安全有序的世界中。 阴谋主义者赞同我们文明的一条显著准则：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易于控制的。他们认为这种控制力量已经走向邪恶，但并不否认技术治国的信条，即认为社会和物质材料可以通过科学方法不断改善，包括收集信息、制定计划、消除变量、施行武力等等。承认新世界秩序阴谋的可能性就意味着认同集权主义背后最具动机性和理据性的信条之一。新世界秩序的信仰者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极端。 我们被出卖了。在技术发展的祭坛上若干世纪的献祭之后，我们心怀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我们将这种愤怒转嫁到光明派身上，或者任何剥夺我们“未来”的人的身上。这种乌托邦式的技术理想当然存在——只是我们被拒之门外了，天堂的技术转向了险恶的目的。但真正的问题比此还要更加深刻。正是控制模式本身造成了我们宁愿牺牲一切去追求海市蜃楼。 命令的动力 阴谋论的核心观点是“奥巴马总统是傀儡”或者“甚至连大卫·洛克菲勒也是接受来自上面的命令”。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等级机构的社会动力。若要一个人服从命令，要么发出命令者的权力必须直接高于下属，要么发出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必须根植于一种使命令合法化并得以执行的社会机构。后者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军队。当上校向少校发布命令时，上校服从命令并非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如果拒绝会遭到上校痛打，而是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大多数是含蓄的)“协议之网”的一部分。最终，如果他不遵守命令，有人（比如宪兵队）可能会痛打他或者监禁他，但这样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协议之网”包括了违反协议的后果。我们可以说，上校、少校、宪兵队及其他人都享有一个共同的“军队故事”(story of the army）。 全球阴谋又是什么情况呢？什么样的社会机构能够将发布给大卫·洛克菲勒或者巴拉克·奥巴马的命令合法化呢？这种情况下的“军队故事”根植于更大的“合法性故事”（legitimizing stories）中,这种故事最终包括政府的合法性、金钱的价值、对历史的阐释、价值与道德体系等等。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可以允许对奥巴马或洛克菲勒的直接等级控制呢？等级结构无法存在于社会真空之中，它们需要一种配有许多支撑机构的思想灌输和文化同化系统。 比如，考虑一下世贸中心因为政府特务放置在其内部的爆破炸药(demolition charges）而倒塌这种想法。若要他们愿意这样做，除非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宇宙中，被灌输了和我们社会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和好莱坞电影里所呈现的印象相反，人们不会出于完全缺乏理智的邪恶而做出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要遵循一种根植于文化的世界观。我能够明白为何伊斯兰武装分子(Islamic Jihadists）会因为激进的伊玛目(imam)和美帝国主义对他们的社会所造成的破坏而怒不可遏，进而密谋对这些“大魔头”（Great Satan)给予打击。但是，什么会促使美国爆破专家对他们自己的同胞进行大规模谋杀呢？亲爱的读者，什么又会促使你这样做呢？你需要受过什么样的另类教育、文化同化和思想灌输才会做出这种事情并守口如瓶呢？大楼保安处的低收入员工或者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的大部分体面人士也会这样做吗？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大规模的阴谋若要存在，必须要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内部有一个完整的平行社会，并配有一整套平行机构，来去创造和我们的文化完全不同的人。 从隐喻的视角重读上边的最后一句话，它会暗示你本文的主旨走向。 心理上瘾 我注意到阴谋论有一种很强的情感吸引力——至少对有些人而言。相信阴谋论的人喜欢认为他们对信仰的选择是公正合理的，因为相对于外面那些愚昧迷惘的“羔羊”来说他们更加理性、更加聪慧、更加开明。同样的事实，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便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种选择是因为智慧或者理性的作用吗？抑或我们所选则的阐释不过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阴谋论情感吸引力的一个表现就是它的心里上瘾性。不久前当我查询阴谋论存在状态之时，我发现自己在不断地检索一些网站，每当发现某种新形式的暴行时便有一种满足感。除此之外，阴谋论的存在状态也是黑暗而沉重的，充满了悲观的愤世嫉俗和一种连我自己都愚弄不了的肤浅优越感。我听说有人因此而完全上瘾了。他们每天花数小时的时间阅读新世界秩序的种种密谋策划，每当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便会经历剧烈的脱瘾过程。 阴谋论的信仰者花费大量时间使自己“信息灵通”，但他们真的会按照那些信息而行动吗？我想，有些人确实会那样做——他们搬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武装场地或者将金币藏于地下室之中。但是大多数人依然像平常一样继续生活。他们与自己的邻居又有何不同呢？他们的眼球徘徊于艾莱克斯·琼斯网站(Alex Jones’website）而非国内公用无线电台(NPR)网站，但目的何在呢？他们也许认为自己是精明正义的少数人，代表无知的百姓与邪恶作斗争，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无所作为的。就像是任何类型的上瘾一样，对阴谋论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世界末日网站的上瘾使人们失去了力量，其实只是帮助了维持现状。 对阴谋论的信仰并非是在情感上相互平等的世界观的替代选择，它是情感、心里和精神状态的核心成分。这种状态是一种受害者的状态。认为事件由一些比我们更为强大的恶毒之人控制，面对针对我们的强大力量任何改变的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这种看法，使得我们走投无路，只能去开拓一个私下反叛(rebellion-in-private)的安全小王国。如果确实存在全球阴谋，这样的结果倒也令人欢喜。然而，矛盾的是，我们也可以说存在全球阴谋的想法本身就是全球阴谋所宣传的一个谎言。 无法证伪性 阴谋论最常遭受的批评是它的无法证伪性，因为任何矛盾性的证据都可以被归结为捏造、错误路径等等。而且，阴谋必须要非常隐秘——缺乏证据本身就是证据！不太经常被承认的另外一点是，阴谋论的替代性选择几乎也是无法证伪的。任何站出来要揭露阴谋的人都可能会被贴上骗子或疯子的标签，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巧合。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着两种叙事(narrative），或许稍加延伸，便都可以解释所有事实，就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虽然我们不愿承认，但证据和逻辑的确无法给我们带来确定无疑。正如诸多社会心理实验所证明的那样，证据和逻辑也不是我们做出判断和选择的首要决定因素。尽管来来回回的措辞不同，但阴谋论的双方，比如9.11阴谋问题的双方，都不是傻瓜。阴谋论的批评者指责阴谋论的支持者天真简单、带有明显的筛选偏见、犯了诸多基本的研究和逻辑错误。我觉得这些批评难以令人满意。它们当然适用于最糟糕的阴谋论，但并非总是适用于最优秀的阴谋论。 理性的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所处位置和人生境遇来审视同样的事件，从而形成不同的人生信念。这些信念然后会变成他们所看之物及所寻之物的过滤器。恰似它们进入了相互分离却又彼此平行的现实之中。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远远不止于这种表象。 对抗邪恶的战争 阴谋主义给人们提供了心理报偿，使其可以去责备、去憎恨、或者去为了一个充满正义和远离恐惧的世界而战。矛盾的是，尽管阴谋主义把我们当作超强阴谋家的受害者，但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控制。毕竟，如若当今世界的邪恶根源是这些阴谋家，那么解决办法就显而易见了：揭露他们并铲除他们。如果没有阴谋——如果，比如说，邪恶在世界上普遍存在或者只是组织的一个新兴特征——那么我们就更加无助了。即使是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也不能希望击败阴谋，至少我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知道解决办法，即使它遥不可及。 简而言之，解决办法就是战胜邪恶。阴谋主义提供了一种外在的邪恶，从而使我们可以为自己开脱罪责，原谅自己在对当今地球所造成的种种伤害过程中的合谋串通。我们可能会想:“若是由我来负责，我办事的方式会大大不同于新世界秩序的光明派，因为我是一个体面之人，不像他们那么邪恶。” 把人类活动甚至宇宙过程看成是善恶之战的模式有着深刻的根源，其源头要追溯到第一批农业文明。正是在那一时期才产生了邪恶的概念，映射着和自然界日益增加的对立关系，这一点在驯化野生生物的过程中是含蓄隐晦的。像杂草、狼、蝗虫这样的生物不是被看成整体的一部分，而是被看成人类安康的威胁和清除运动的目标——时至今日这样的运动仍伴我们左右。自然的混乱力量被等同于邪恶，而善意逐渐和保持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秩序相关联。按照这样思维逻辑，若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控制自然和社会该多好啊，那样善意便会在地球盛行，苦难便会大大缩减，纳米技术和神经工程会被消除。最终邪恶将会被彻底战胜。 新的政治运动掌权之时，常常带有铲除邪恶的想法。无论是纳粹大屠杀（Nazi Holocaust）还是苏联肃反运动（Stalinist purges），其结果往往都是血腥的，无论邪恶的识别过程是怎样的。换句话说，是邪恶的想法产生了邪恶。我们可以说，相对于全球阴谋的矛盾来说这是第二个矛盾。在善恶之战中，邪恶力量的一大武器便是认为存在善恶之战的观念。 阴谋主义给一种已经过时的古老思想形式穿上了新装，这种思想形式认为我们世界的恐惧是由邪恶力量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其过时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不再将其看成是征服和剥削的对象；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推崇新兴的精神信仰，即强调二重性（dualities）的综合和超越。在社会心里学中，一种被称为“环境决定论”（situationism）的新兴运动也声称决定我们选择的不是对善或恶的某种倾向，而是我们所处的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的总体 在物理学、心理学、生态学和精神性这些迥然不同的领域，人们明白外界所发生的一切和内心世界是紧密关联的；自我与世界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共建的。控制世界事件的黑暗阴谋映射了我们同样的内心世界。当我说“我们”之时，我指的并不是一些人、其他人、当然也不是我们这些好人。我指的是你、我和每一个人。 这里可能隐藏着阴谋论中的一条重要真相：不是事实真相而是神话真相。我的心灵中似乎的确运行着一种阴谋，它使我被恐惧和贪婪所奴役；它将整个世界以过滤谎言的方式呈现出来；它似乎和我大脑中卑鄙的一面相联系；它似乎操纵着我去破坏我真正的幸福。 光照派被声称对世界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在自己身上进行实践。会不会当我们看到邪恶的政治集团控制世界之时，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只是我们自我的映射呢？ 由于我们的集体机构反映了我们时代盛行的心理动力因素，新世界秩序阴谋的故事，尽管有它的瑕疵，会不会为我们了解我们社会的一些重要真相提供一个窗口呢？ 共时性矩阵 上述新世界秩序假说的种种缺陷并非是其不值一提的原因，因为缺陷的本质指向一些深刻的真相。阴谋家掌握着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比他们想象的其实更加激进、更加充满希望的东西。让我们考虑一个谜题：如果没有正常意义上的阴谋，那么该如何解释指向阴谋的证据呢？让我们先不要全盘否定（throw […]

最近我从自己的联络表中收到了下面这个问题。我决定公开回答，因为类似的问题常常和移民叙事（immigration narrative）交织在一起，远远超出了英国的范围。 “我在一家女性收容所工作，最近一位土耳其女子来到我们这里。他的态度是她在英国，因此政府应该照顾她和她的孩子。她想让自己儿子接受英国的教育，因此她向政府政府借债，因为她为了得到英国的签证已经花了两年时间，她在英国才仅仅三个月，免费享受着我们的各种健康护理服务。她没有工作志向，也不想投入工作，却想着被照顾。这种态度让我火冒三丈，因为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如果您能给我提供一些建议或者看待这种情况的不同或更好视角，我将不胜感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她注意到自己是如何被吸引到怨恨叙事（a narrative of resentment）中的。她在寻找另外一种解释，注意到自己的愤怒但同时也相信一定有看待问题的另一种方式。 从根本上来说，这里的担心是外国人来到英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利用那里的社会服务或工作机会。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已经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来说，工作机会更少、纳税更高、社会服务更紧张。本土居民因此而责备移民者，反过来他们被说成种族主义、恐惧外国人（xenophobic）。但事实上，这种紧张局面是更大的环境所带来的不可避免之果。 第一点要考虑的是为何这些移民想离开自己的祖国，然后经历两年的签证申请过程的压力（或者乘非法船只穿过地中海或隧道进入得克萨斯州），把自己熟悉的一切都抛之脑后。原因（请允许我化繁为简）是发达国家（或者更准确的说，全球资本是基于发达国家的）使得贫穷国家对于它们的大量居民来说已经无法居住了。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协定、经济紧缩、全球债务体制，这一切都榨取了欠发达国家的财富，并将其转移到更加发达的国家。而且，要执行这种体系，经常需要进行政治镇压，从而也导致了种族暴力。这一切都促使生活在发达国家之外的大量人民无法生活。 使另一个国家的人无法生活，而后当他们不想生活在那里时，再试图用暴力将他们赶出去，这种做法是荒唐愚蠢的。制定使那里的人可以生活的政策不是更好吗？这样的话，从一开始就不会有移民问题了。 与之相关的第二点：财富向富人的转移也对发达国家造成了影响。金融资本的扩张是以穷人为代价的，当然也包括中产阶级、市政府、小企业、养老金和政府税收。这造成了地方性资本匮乏和忧虑，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就像是我的通信者那样。我相信如果她没有目睹三十年来社会服务的下降和经济不安全的增加，她就不会感觉那么怨恨了。即使她自身做得全是对的，但她身边的许多人却不是这样。经济不安全淹没了我们所有人。当经济生活向我们嚷道“永远都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不大可能对移民、穷人或者任何需要帮助之人怀有慷慨的冲动。当我们经济安全时，我们可能会对那位土耳其女子的态度做出不同的解释。也许她不想工作是因为她生病了，或者她有很多孩子要照顾，或者她是一位卧病在床的母亲…… 谁知道呢？谁知道在我们进行评判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评判的实质是：“如果我处在她的位置，我会比她做得更好。”但每当我对别人的处境了解更多时，他们的行为似乎就更加可以理解了。并且我意识到：“是的，如果我处在她的位置，我很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 当然，种族主义和恐外症（xenophobia）会妨碍这种移情（empathy），因为它们将目标锁定在去人性化或退化的存在范畴。不过，把种族主义或恐外症看成经济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也是错误的。怨恨和分配的状况被建造成支配地球的经济系统。种族主义、民族偏见等等，使得这一系统成为可能，使其似乎理由充足，但却不是造成它的原因。 如果我们真的关心移民问题，而不是建造更高的城墙、进一步加强边界安全，为何不改善人们迫不及待要离开之地的状况，使其更加能够忍受呢？ 给我写上面那封信的女子，可以说，实际上和移民在同一条船上。引起她怨恨的经济逻辑和驱使大部分移民行为的逻辑是相同的。这个系统通过使其受害者相互争斗而永存下来。这些紧张只会随着各个层次的债务压力的增加而增加。责怪其他受害者模糊了这一现实。当然，有很多人成功地随着他们的慷慨冲动而采取行动，尽管他们的身边也经济匮乏。但是，如果能创造一个体系去体现和鼓励这些冲动，那不是更好吗？ 在这里我不想谈这种体系会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本书。不过，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知道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如果这一点以前还不够明显，那么希腊这个国家就使其显而易见了。问题和核心就是债务奴役，这种债务正日益控制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政策。